【陈家琪 •“三十年间有与无”】1979：那渐渐远去的风声、雨声、读书声……

本文已收录在《三十年间有与无》，陈家琪著，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09.

1979年的形象远没有1978年那么鲜明。

1978年因为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、考上研究生和《哥德巴赫猜想》而让人永不能忘。

1979年有什么呢？如果以此类推，当然有十一届四中全会，有研究生期间的苦读、失眠、念家、出游和《人妖之间》的横空出世。

但在这几件“要闻”后面，又分明显露出张志新与蒋爱珍两个完全不同、但又同样震撼人心的面容，还有就是遥远的枪炮声和一首几乎所有人都喜欢的印度电影《流浪者》中的“拉兹之歌”。

“我一直以为我是最坏的人，可现在我知道还有比我更坏的人。我敢保证，你要比我坏好多倍！”

这就是拉兹在法庭上对大法官所说的一席话。

铿锵有力，义正词严。

但“好”与“坏”的标准究竟从何而来？是普遍适用和永恒不变的吗？

在长久的迷惑与不求甚解中，所有的一切也就渐渐远去，在模糊中被人们所淡忘。

(一)对越自卫反击战

1979年一开始，就是对越自卫反击战。2月17日，听传达中央11号文件，等于是听“战争动员”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听“战争动员”，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献血、捐钱、捐粮，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最需要的越南朋友，早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日常用语；在文化大革命中，不知有多少学生自动跑到越南去“援越抗美”，有些人更是把生命都留在了那片土地上。今天，怎么能这样以怨报德呢？然而，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同志加兄弟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还有，苏联会作何反应？也要打吗？“我们会不会也上战场？”旁边一位同学小声问我，我说恐怕不至于，小小越南，值得我们这样兴师动众吗？

然而，无形中的压抑与沉重，已让我无心打听任何战况，甚至不想知道双方的伤亡，就连2月25日在看电影前播念“战报”，说23日全歼越军一个“英雄团”的消息也无法让我兴奋起来。3月4号，说是攻占了谅山，大家都围着世界地图寻找这个城市。到3月24号，我们“非党人士”才一连听了三个中央文件的传达，其中一个就是宣布对越反击自卫战胜利结束，另两个则涉及言论问题。还有就是要注意生活作风。这后两个问题显然更能引起我们的关注，但大家的反映，似乎也只有沉默不语。

为配合这场战争，各个电影制片厂还赶制了一大批电影，片名已一概忘记。

（二）　这些人都在奔向哪里？　

那年寒假过后，我是绕道汉中，经十堰回的武汉，就为的是见见二黑这个老朋友和1978年在武大考研时落选并新结识的丁毅华。

从西安到汉中，经安康到十堰，一路上全是连绵不绝的崇山峻岭。火车在山间穿行，放眼窗外，严冬中的荒凉格外刺目；也许只有星星点点的梯田才显示着当年“农业学大寨”的成果，而墙壁上残留的大标语，比如“贫下中农主力军，批林批孔有决心”、“大批促大干，大干促大变”的口号却顽强地保留着另一种记忆。

坐火车旅行的一大好处，就是可以沿途搜集过去遗留的标语口号，于是发现越贫穷的地方，标语口号就越多、口气就越大，斗志和决心也就越昂扬。

远远的有几名妇女，缠着头布，背着沉重的背篓，在山间小道上攀援；因为要“以粮为纲”，所以山上的树木基本上被砍伐殆尽。到处是什么植被都没有的一片荒芜。这就是《李自成》一书中所描写的陕南吗？也许这三百多年间的中国农村真的就几乎没有什么变化，变了的就只是那些墙壁上的标语口号所留给我们的记忆。

但留在我那天日记中的，却是对这片土地的爱，那种让人流泪的爱。

城乡间的巨大差别，已经越来越让人有些触目惊心了。

在武汉与西安之间，来来回回，在那些年里我一共跑了几十趟，明显感到一入河南，上车的人就如难民一样，拖家带口，席地而坐，而车上的任何服务也便宣告终止。

这些人都在奔向哪里？我当时还意识不到一场巨大的、涉及城乡关系的社会变革，就发生在自己的眼前。

城市里的风气也发生着越来越明显的变化。

西安钟楼附近还有些大字报，大都涉及男女关系与对法院的什么判决表示不满；人们衣着上的变化最大，特别是一些女孩子的高跟鞋最是醒目，当众人提及某某由于有办法可每月多得一百来元时，都羡慕不已；冷饮店的餐具要先交押金，火车上再也没有了茶杯之类的设备，只要是无人看管的“公家的东西”，基本上必偷无疑；在武汉，我的一个红卫兵串联时的小皮夹被偷，里面有6元钱、30斤粮票，这就是我一个月的费用；交通越来越拥挤，人们的脾气也越来越大，公然插队和当街斗殴已是家常便饭；每次在水利电力学院看电影都要冒生命危险，因为总会爆发各种各样的群体斗殴，有一次双方打得难分难解，板凳横飞，尘土飞扬，大家自动让出一片空地让他们打，而银幕上照样在播放《306号案件》，结果，我的一个同学王其水被飞来的打破了头，而另一名外语系的女生则被踩倒在地，昏厥过去；一位名叫吴健的研究生在书店抓到一个小偷，在扭送治安处时反被小偷打得半死。

6月，在武汉风传一高干子弟的公安民警在15路汽车上用枪打死了售票员，众人议论纷纷，但事情的真假一直得不到落实；10月22日的《人民日报》上有这样一条报道，说新疆石河子的蒋爱珍用枪打死了三个人，大约是为男女关系与“人言可畏”的环境所迫。无论是报纸还是大家的口碑，似乎都站在蒋爱珍一边。我们几乎要替蒋爱珍说出拉兹在法庭上所说出的那番话了。

那时候，我们都自觉站在“穷人”一边，像今天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要站在“富人”一边，在当时简直匪夷所思。

这样一种思想感情的模式是怎样形成的？我们都是1978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的受益者，但我们为什么总把自己视为“社会下层”，而且自觉地不与“当权者”或“富人”同心同德？这里面既有长期所受的教育、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影响，是不是也与长期所受人文主义思潮的熏陶与培养有关？比如《巴黎圣母院》、《悲惨世界》、《基督山伯爵》，还有大量俄罗斯的作品，作为电影与小说，哪一部不让我们在思想与感情上更站在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”人一边？这是一个大问题，容后再提。

（三）披露张志新案

1979年，对人的心灵震撼最大的，还是张志新一案的披露。

她把带血的头颅，

放在生命的天平上，

使所有的苟活者，

都失去了

           ——重量。

这是当时一位名叫韩瀚的诗人写下的著名诗句：《重量》。

然而，既然是“苟活者”，当然也就不在乎重量不重量。

而且，更不知道有多少“苟活者”只能悄悄地掩埋掉自己同样带血的头颅；在他或她的名字为人所知以前，生命的天平显示不出任何倾斜。

6月21日的《人民日报》上刊登出卢士超的文章，认为国家应该废除“思想罪”。

“思想罪”？一个很含混的概念：是不准想，还是不准说？是说有些人的思想生来就有罪，还是被污染，学坏了？

我1979年日记本的扉页上，就贴着张志新的一张画像。

旁边用英文写着At Twenty past Ten of April Fourth Nineteen Seventy Fifty，大概是张志新被处决的时间。

延伸阅读

编辑：野草

文章来自作者，微信公共平台所推送的文章并不代表本平台立场，仅作人文交流，图片来源于网络。如涉及版权问题，请与我们联系。

---

天圆地方，安于斯本，“安斯本学院”是一个致力于人文终身学习事业的平台，关注人文与科技、企业家精神的融合。我们将不定期有线上人文直播，线下人文论坛等各种活动。加小编微信jiutian95可申请加入“安斯本学院”微信交流群。